Posted: 2005/2月/19 5:43上午 | IP記錄

挑戰同性戀病態說.

　　二十世紀初，靄理士和馬格努斯•赫希費爾德等性學改革家率先提出了以下觀點：同性戀是人類性傾向的正常形式之一。但隨著同性 戀病態佔據了文化上的主宰地位，以上觀點受到了埋沒。在職業界和民眾普遍認為同性戀是一種疾病的社會情形下，有關病態說的研究大 都側重於病因，各種精神動力學（見注１）假設爭相成為主導模式。病態說也使研究人員產生了以下興趣：如何通過治療使同性戀者恢復 異性戀功能。以上兩種研究的數據都來自於臨床工作人員。由於同性戀被假設成一種疾病，所以沒有人對臨床數據的可靠性產生過懷疑。

　　對以上這種病理學方法的批評首先來自於那些非臨床方向的研究人員，這說來也許並不出奇。研究者或是來自與主流精神病學截然不 同的學科，或是那些擯棄了主流理論模式的精神病學家，他們對同性戀病態說的出發點和同性戀的可治癒性提出了質疑。

　　對精神病學正統觀點的挑戰開始於二戰後不久。最初，在不同領域內獨立工作的研究者們發現了一些不符合傳統假設的證據。這些發 現不僅激發了以後的挑戰，而且在較短的時間內使赫希費爾德和靄理士的研究傳統展現出新的生命。戰後對精神病學的挑戰在一定意義上 可以說是受到了文化人類學中相對論觀點（見注２）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它將同性戀運動推向了新高潮，使社會運動和學術研究之間 發展了一種交錯而互惠的關係。運動的存在對理論研究的社會意義產生細緻而重要的影響，而研究成果反過來對早期的運動領袖也有著重 大影響，鼓勵他們在組織和思想發展上，從事探索性的工作。最終，爭取同性戀權利的鬥爭利用一個對精神病學理論和實踐的有趣批評， 將它發展為進攻精神病學權威的有力武器。

　　◇　阿爾弗萊德•金賽（Alfred Kinsey）：性社會學調查的先驅

　　當阿爾弗萊德•金賽於１９４８年發表他對美國男性性行為的實證研究時，同性戀病態說還沒有受到過衝擊。與那些依賴少量臨床數 據的研究不同，他的發現基於對大批美國白人男性的采樣調查。金賽的工作是研究性行為的方式，因而幾乎是純經驗式的，沒有任

　　何系統的理論參考。他相信數據可以為自己說話，因此放棄了傳統的正常與反常（變態）的二分法觀點，假設他所發現的區別是定量 上的，而不是定質上的。從臨床研究的文化觀點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後，他能夠在有關正常性行為的概念方面對傳統精神病學提出挑戰。

　　他的研究結果揭示了社會標準和實際性行為之間的鴻溝，震驚了美國大眾。有關同性間性行為的發現是這項研究所發出的重要挑戰之 一。當時的學術界普遍接受這樣一種假設：同性戀是一種罕見的病態現象。金賽的發現實在讓他們心煩。其實，金賽自己也對研究結果感 到驚訝。「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對這樣的數據毫無準備。」３７％的男性人口曾經在青春期和老年之間，和同性有過身體接觸並達到性高 潮。同樣驚人的是，這種行為呈現出連續性分佈，一端是毫無同性戀性行為的人，另一端是只從事同性戀性行為的人。（金賽給被試者以 ０－６打分，０代表絕對異性戀行為，６代表絕對同性戀行為。）１０％的被採訪者報告說，在１１歲至５５歲之間至少有三年為絕對同 性戀行為。

　　如此之高的性傾向差異使大眾感到難以接受，人們從統計和倫理角度對金賽的結果發起了反對洪潮。然而，對於那些為爭取社會接受 和法律權力而剛剛開始組織和鬥爭的同性戀者來說，這個結果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他們再也不必膽戰心驚地活著，因為世界上成千上萬的 人有著同樣的經歷。事實上，同性戀活動家已經確信，金賽的研究是導致美國公開的同性戀運動出現的重要因素。

　　金賽迅速利用他的發現，對當時的精神病正統學說提出挑戰。他認為，依據發現的頻度，把同性戀看作一種精神疾病是不合理的。尤 其是在許多成年人中，既存在異性間性行為，又存在同性間性行為。他認為把同性戀和通常意義上的精神變態趨勢相聯繫是不正確的。從 被採訪者那裡得到的資料進一步支持了這一觀點。金賽主張統計上的正常不應成為心理上的不正常。再者，他反對把異性性行為作為一種 生物導向。相反，他相信「個體對任何外界刺激產生性反應的能力是該種族的基本能力」，我們的「哺乳動物遺傳」使我們同時具有異性 戀和同性戀反應。

　　由於否定了有關性行為方式的傳統和主流的臨床假設，金賽認@DA很難把他們和心態扭曲變態的同性戀者聯繫起來。獲得他們的信 任後，胡克見到了更多的人，發現了一個並不為人所見的豐富多采的世界。最後，他們激勵她從事對同性戀者的研究。由於大量基於臨床 數據的正統研究日益鞏固了社會對同性戀的負面態度，新研究就更具緊迫性。在同性戀者的說服下，胡克認為對他們的全面瞭解不應該單 單依靠臨床醫生的研究，因為他們只能接觸到那些尋求心理治療的同性戀者；也不能依靠那些研究監獄、精神病院和武裝力量集訓營中同 性戀者的學者。在得到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的批准之後，她開始了工作。

　　胡克研究中的非臨床測試人群選自加州的兩個同性戀權益組織（馬太辛協會和同一學社）提供的名單。在承認這些人並非隨機樣本的 同時，胡克認為同性戀現象相當隱蔽，因而不可能進行更具代表性的研究。三十名同性戀者和三十名異性戀者搭配起來，兩者的年齡、智 力和受教育程度非常相似，而且事先排除了呈現出明顯病態的人選。兩組人分別接受墨跡測試和另外兩個透射測試，以檢驗以下兩個假設 ：１）如臨床研究所說的，同性戀者更有可能得精神病；２）通過墨跡測試，能夠把同性戀和異性戀區分開來。因為同性戀代表了一個獨 立的病態群體，這樣的結果是理所當然的。

　　胡克的發現和臨床結果有顯著區別。儘管胡克本人認為分析還處於初級階段，但《透射方法期刊》的編輯十分重視這項研究成果，「 強迫」她發表研究成果。兩位分析墨跡測試結果的鑒定人員把三分之二的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歸類為心理基本平衡或更好。其他透射測試 也給出了相似的結果。同樣顯著的是，鑒定人員無法把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區別開來，除了依據概率論應該猜出的那些。胡克的結論向正 統精神分析關於同性戀的理論提出了挑戰。

　　「顯然，（同性戀者的）性格結構和心理狀況分佈在一個相當廣泛的區域裡。有些同性戀者呈現嚴重失調，這並不奇怪。但（對於臨 床醫生來說）難以接收的是，有些同性戀者是十分正常的個體，根本無法將他們與普通的異性戀者區分出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或多或少 難以接收，但他們中的優秀個體不僅不是病態（除非有人堅持同性戀本身就是病態），而且其心理狀態良好得超群。」

　　胡克承認同性戀傾向也許會導致「社會性」失調，但她斷定這不會一成不變地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

　　在此之前，幾乎所有研究都把同性戀者描述成單一的就醫群體，具有統一的基本動態特徵，但胡克的數據呈現出巨大的多樣性。不論 是性行為模式還是心理狀態，他們都是異質的，就像異性戀一樣各不相同。有些批評者認為墨跡測試並非有效的分析工具，但胡克堅持認 為並不是測試技術存在著缺陷，而是迄今為止仍未發現的這種多樣性解釋了為什麼無法區分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

　　由於大量的關於同性戀的正統研究強調它是由扭曲的家庭環境造成的一種病態發展，胡克不得不檢查這些因素在她研究背景中的影響 。通過對她自己和其他學者的實證研究的仔細調查，她得出結論：正統的精神病學的病理結論嚴重失實。她並不否認某些同性戀者的家庭 存在病態特徵，但是這種情況只出現在那些患有普通精神病的同性戀者身上。至於大多數同性戀者，她斷定說混亂的家庭關係對他們的性 心理發展，既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同金賽一樣，胡克認為產生同性戀的原因非常複雜，包含許多變量，其中涉及到「生物、 文化、精神動力、結構和形勢」，等等。

　　胡克清楚地知道，許多她所研究的同性戀者表現出被臨床醫生稱為病徵的行為模式。臨床和公眾文獻都對同性戀者不能保持長久關係 、對他們無情的拈花惹草、對他們的濫交表示出特別的關注。胡克自己的實證研究卻揭示了同這種冷酷的情景形成鮮明對比的行為模式。 三分之二的被試者保持了長期的伴侶關係，但即便這種並不十分叛逆的模式仍舊被認為是脫離異性戀社會裡盛行的方式。在試圖解釋這一 現象的時候，胡克對精神動力決定論加以否認。相反，她強調了同性戀世界所承受的壓力，即來自於異性戀敵意的壓力。對暴光和侮辱的 恐懼主宰著同性戀者的生活，這對維持關係十分不利。對異性戀來說的安全保障，對同性戀卻成了危險的源泉。因而，當臨床醫生試圖引 用「恐懼親密」來說明同性態的病態說時，他們沒有意識到到這種恐懼實際上是由社會對同性戀的反應所導致的。給同性戀貼上「病態」 的標籤的做法本身就是最基本的致病原因。

　　對於其它特徵的解釋，比如「對同性戀的極度擔憂」和「退讓和被動」，胡克同樣強調社會因素，而不是精神動力因素。借用戈登• 奧爾潑特在《偏見的本質》中對被指責的弱勢團體的行為的討論，她認為同性戀者「不正常」的行為模式是一種「自我保護」，可以歸因 於他們所遭受的欺辱：

　　「如果弱勢團體表現出的某些特徵是因為受到外部欺凌的結果，在那麼將同性戀者的類似表現歸因於內部性格動力就很難說得通，因 為這個族群也是一個外圍集團中的成員。依照金賽的說法，該族群一直遭到極端的處罰，而這種處罰之殘忍即使在宗教和社會迫害中，都 極為少見。」意思很明白，同性戀最需要的是從排擠和歧視中得到解放。要消除令人討厭的「病態」特徵，首先要推動有關同性戀的社會 認知的變革。正確的治療工具是社會鬥爭，而不是心理治療。

　　五十年代中期，胡克的研究對同性戀運動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她的發現提供了「事實」根據，使同性戀者堅定信念，摒棄同 性戀病態觀點。一些精神病學家用自己的理論和臨床數據來反駁她，胡克與他們保持專業上的交流，並樂於把這些成果和參與同性戀運動 的普通人分享。她和馬太辛協會的合作，超越了調查與被調查的關係。她為該組織的成員演講，為它的刊物撰稿，參加他們的會議，而且 接受他們授予的榮譽。她不僅是同性戀運動中思想支持的源泉，而且是同性戀鬥爭的積極參加者。

　　胡克的工作最終得到了同性戀團體以外的承認。她應邀為《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了有關同性戀的解釋，６０年代末，她被選 定領導關於同性戀研究的國家精神衛生學院特別工作組。她的影響在最終總結中十分顯著。儘管沒有批評那些試圖幫助同性戀者改變性傾 向的努力，工作組十分強調以下觀點：只要在異性戀社會中結束歧視行為，就會大大減輕同性戀者所遭受的痛苦。

　　◇　托馬斯• 薩斯（Thomas Szasz）：挑戰精神病學的根基

　　儘管金賽、福特和比奇、胡克每個人都推翻了精神病學對同性戀的一些重要根據，但是他們誰也沒有向同性戀病態說的精神病學前提 提出挑戰。他們的批評是實證性的（即依賴數據來說話），而非理論性的。他們都未涉及精神病的基本分類──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理學。 因而，他們的論據不僅可以被辯駁，而且可以用其他的解釋代替。是托翫3為一種進步，但薩斯認為這只不過是鎮壓傳統的延續。

　　「我認為，精神病學對同性戀的態度充其量承繼和複製了宗教對此的態度。通過醫療手段來治療同性戀只不過是對其鎮壓的一種粗劣 偽裝。我們可以通過審視任何當代有關同性戀的精神病學報道來證明這一點。」

　　就像被教會追殺的女巫一樣，同性戀成為道德規範通過誣蔑進行懲罰的不幸目標。儘管教會號稱他們想「挽救」女巫，但實際目的在 於折磨。精神病學聲稱要「治療」同性戀者，但實際上是在施加痛苦。

　　「通過灌輸同性戀病理化的概念──就像其它所謂的精神病的疾病概念一樣──隱蓋了同性戀者是一個在醫學上受到誣蔑、在社會上 受到迫害的群體。無論是迫害他們的噪音，

　　還是他們的痛苦抗議，都被花言巧語的醫治所淹沒，就像花言巧語的拯救淹沒了迫害女巫的噪音和她們的痛苦抗議一樣。

　　與此有關的醫生、精神病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惺惺作態地假裝關心病人，大談特談同性戀者的幸福，但這一切只是無情的偽善。如果 他們真心關愛，那麼早就應該扯下幫助的幌子，停止折磨。」

　　就像五年前的工作一樣，薩斯用強迫他人改變宗教信仰的做法作為類比，將強制性治療描寫成一個魔鬼。然後他用很長的篇幅介紹了 一個同性戀者申請公民慘遭移民局拒絕的案例，極為信服地說明了精神病學如何勾結政府來虐待那些性傾向異常的人們。

　　薩斯對精神病學及其診斷權威的敵意是如此之猛烈，以致於１９７３年當美國精神病學會把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 剔除後，仍然激起了他的進一步指責。在接受同性戀雜誌《聲音》的一次採訪中，他提醒讀者們不要慶祝他們經過長期鬥爭後終於取得的 戰勝精神病學會的勝利：

　　「慶祝精神病學會將同性戀從精神病診斷中去掉，等於默認了他們有知識和權力來決定什麼是以及什麼不是精神病。我覺得，如果同 性戀者將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新姿態當作民權自由的進步而為此感到歡欣鼓舞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並不如此。這只是他們補選的另 一個實例。」

　　◇　賈德•馬爾默（Judd Marmor）：調和中啟動革命

　　對那些視精神病學為壓制力量的人來說，雖然薩斯提供了攻擊武器，但他的批判觸及面過於廣泛，難以為精神病學轉換對同性戀的看 法提供基礎。要追隨薩斯的思想，就必須首先與當代精神病學的基本出發點一刀兩斷。然而，許多人士並不認為精神變態是一種基本的概 念性錯誤，而是把它視為瞭解人類行為的一種重大進步。薩斯的觀點在他們看來，並沒有說明為什麼必須重新審視同性戀。事實上，薩斯 對於精神病學傳統基礎的猛烈攻擊反而使一些人士心存戒備，不願意重新考慮同性戀的病理化議題。

　　這就輪到了著名心理分析專家賈德•馬爾默來擔負起有關責任，他使主流精神病學界開始檢討有關同性戀的政策。馬爾默在精神病學 方面成果顯著，但同時又認為精神分析是一種有效的治療措施，這種立場使他容易溝通那些既不想拋棄原有背景又希望重新認識同性戀的 人士。他在１９６５年編輯出版的《性倒錯》一書中，首先提出了自己對於同性戀的看法。他提到了艾弗倫•胡克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 也注意到精神分析專家歐文•比伯的論點。雖然以現代人的目光看來，這種調和性看法似乎更傾向於贊同同性戀病理化的觀點，但這種兼 聽則明的態度使他在後來的幾年內迅速成為主張將同性戀剔除出《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的主要人士。

　　和有些精神病學家一樣，馬爾默不同意弗洛伊德有關人人生來都是雙性戀的看法。性傾向是個人經驗和孩子成長時受文化環境影響的 結果，這就是為什麼人類學家在比較性行為研究中，發現了那麼多不同的性生活方式。然而，由於社會的期望和需求對於性慾的形成和表 現有著關鍵性影響，我們不能夠通過觀視其它文化中的性行為方式來理解當今西方社會的同性戀。精神病學的精神動力論非常強調動因， 那麼對於同性戀的理解就必須從以下方面出發：既然我們的社會文化對於人的性慾有著一定的期望和需求，為什麼還會有人選擇同性戀？

　　在有關同性戀起源的討論中，馬爾默著重探討以下問題：當涉及那些受到社會譴責的行為時，精神病學究竟有多少說話權？他雖然不 贊同純粹從病理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但仍然對於精神病學傳統的精神動力理論表示支持。他認為，在當今的文化中，同性戀的形成需要具 備三個因素：１）孩童的「性別認同」受到過破壞，使他們難以適應傳統的男性或者女性身份；２）孩童的早期經歷使他們對於接觸異性 深感懼怕；３）他們有機會與同性成員發生性行為。

　　儘管如此，馬爾默和其他對精神病學的傳統理論表示懷疑的人士一樣，不接受有關「同性戀人格」之說。他認為那些前來求診的同性 戀者只佔少數，不能蓋棺論定同性戀者的整體。他還認為，雖然我們的文化可能使一些同性戀者承受「自我適應能力不良」的問題，但這 個單一標籤不能貼在所有同性戀者的身上。

　　馬爾默對於現代精神病學的理論基礎的質疑並沒有引起太大重視，但他有關同性戀病理化的看法卻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從文化的角度 探討精神病學對於同性戀的看法，不僅引人入勝，而且頗有見地。在探討精神病專家究竟是「科學家」還是「臨床醫師」時，他這樣寫道 ：

　　「科學家在分析數據時，必須持中立態度。同性戀和異性戀都是人類性行為的不同表達方式，其形成原因還有待研究和瞭解，但我們 不能斷定一種行為比另一種行為更『合乎自然』。然而，對於臨床精神病醫師來說，有關健康和疾病、正常和變態的概念實在太根深蒂固 。」

　　擯棄了弗洛伊德有關性心理發展的生物基礎後，馬爾默被迫承認：異性戀代表著一種由文化因素決定的標準行為方式，但它不是自然 表現的唯一方式；同性戀不一定是一種停滯或者退化；精神分析專家並沒有將同性戀者矯正回天生應有的健康狀態，而只是試圖把那些偏 離標準行為方式的人重新拉回到現有的價值體系中。

　　正是以上這番觀點引發了薩斯對於精神病學的批判。馬爾默認為，這種批判不僅事在必然，而且符合精神病學作為醫學學科的現實。

　　「當西方精神病學家將同性戀視為一種不理想的變異，或者把它當做一種偏離當今社會最佳人格發展模式的表達時，就不可避免地局 限於某一時代和文化的價值觀。在這裡我不想對臨床醫生表示反對，但當他們不惜一切幫助人們克服同性戀傾向時，實際上不過試圖幫助 同性戀者與環境建立起一種（在醫生看來）穩定的最優關係。」

　　既然文化成了參照物，那麼顯然精神病學有關同性戀病態說的理論也應該隨著社會價值觀念的改變而改變。雖然有一些人士堅持認為 ，同性戀者應該適應現有的價值體系，但這也說明現有的體系也許已經失去了原有的霸權地位，改變精神病學的思維方式已經迫在眉睫。 精神病學家必須意識到文化觀念的變遷，而不應該恪守成規。於是乎，既然精神學的目的在於讓人們最佳程度地適應社會價值，那麼任何 阻撓這種努力的精神疾病分類就應該被擯棄。因此，精神病專家有責任幫助同性戀者取得社會的接受，而同性戀非病理化正是朝這個方向 所應該走出的第一步。

　　１９７２年，在《性倒錯》出版七年後，正逢同性戀社區開始了與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激烈抗爭，馬爾默發表了《同性戀：精神疾病或 道德困境？》，更為直露地表達了原先的觀點。他認為，將同性戀列為疾病的做法並不是從醫學角度出發，而是從道德角度出發。既然同 性戀者能夠成功地適應社會，那就沒有理由將同性戀列為疾病，不然的話就跟將異性戀列為疾病一樣荒唐。馬爾默提出，對於不同性行為 方式的容忍至關重要，而精神病學將同性戀病理化的做法無疑在為「社會應該強烈干預個人生活」的價值觀煽風點火。由此可見，不論從 臨床醫學與社會文化的角度，或是從政治角度來看，在同性戀社區試圖將同性戀剔除出疾病分類的努力中，馬爾默已經成為來自精神病學 界的最堅定盟友。

　　◇　結語

　　以上的研究以及其它對於精神病學傳統觀點的批評，都被六十年代興起的同性戀運動加以充分利用，這點並不令人驚奇。由於職業界 內部有關同性戀的看法發生了分裂，同性戀活動家就能夠爭取那些具有相似觀點的專家來為自己說話。在社會與政治鬥爭中，專家們可以 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成為同性戀者的盟友。至於對同性戀病態說的質疑是否應該來自精神病學領域，這一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研究 帶有科學──抑或社會科學──色彩，這就比那些疏鬆的研究更具說服力。同性戀運動對常規觀念提出了挑戰，而這些研究正為這種挑戰 提供了理論武器，因為它們以科學的名義擯棄了同性戀病態說。對於那些已經接受傳統精神病學有關「同性戀是一種疾病」的同性戀者來 說，活動家們現在可以提供證據，說服他們接受自我。對於整個同性戀社區來說，科學證據的存在使同性戀運動可以向精神病學界提出控 訴，譴責他們違反了研究的客觀性。這些證據有力地動搖了精神病學界自以為是地以科學的代言人自居的權力。

　　註解：

　　注１：精神動力學（Psychodynamics）士精神分析學的基礎理論，主張人的行為和精神狀態受到過去或者現在經驗的 影響，尤其強調孩時經歷的重要作用。

　　注２：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ty）主張對任何行為或事物的評判不能脫離該行為或事物所處的環境，必須考慮到它所牽涉到的價值體系。如果環境 價值體系並非一成不變，那麼對行為或者事物的評判也應該有所不同。